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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甲子故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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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下今年七十有五,能活到古稀之龄,从内心涌起一股铭感省立医院对我的两次救命之恩。

1949年春天我6岁时,住在合肥城南晓星集的乡下,突患可怕的天花,高烧三天三夜,这种恶性传染疾病,在当时的医疗条件贫乏的农村,死亡率是极高的,父母束手无策。只好请了一位乡下走方郎中来瞧病,他摸了摸我滚烫额头,又把我烧焦嘴唇瓣开,只见四颗乳牙从嘴里掉了下来。他面色凝重急促地说:赶快抬到合肥城医院,要不这孩子没救了!

连夜赶了20多里路,家人把我送进合肥基督医院(省立医院的前身)住下。在这家外国人开的医院医治了二十多天,吊水打针,满身疹子也渐渐褪去,身体慢慢康复了。民间有儿童记忆“记四”之说,如今回想起这次得病留在心版上永远也抹不去深刻的记忆:一是我第一次尝到了芳香的牛奶,二是一位白皮肤高鼻梁蓝眼睛戴着白帽子的洋护士给我打针,三是出院那天,在楼下看到像排球那么大的一丛丛美丽的白色绣球花。是基督医院的仁医救了我的一条小命,是上帝收回了召我去见他的成命。但家里也为此付出了五担米(40块银元)的代价。后来母亲还特地带了一竹篮鸡蛋上城,来答谢医生护士,可是白跑一趟。母亲说这家医院已改了名字叫“和平医院”,那位漂亮的洋护士也回国了。

时光转眼到了1973年,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合肥教书。因为当时有“备战备荒”的政治任务,带学生去“野营拉练”途中病倒了。这次得病是因养养不良而患急性黄疸肝炎,谷丙转安酶指数竟有560,超出正常值10多倍,全身浮肿,脸色眼睛腊黄,见到食物就恶心呕吐,身体虚弱无力。西医治疗一段时间,不见起色,精神恍惚,一点食欲也没有,整夜失眠,人瘦了30多斤,瘦骨嶙峋,濒临死亡边缘,仿佛风一吹,人就会倒下。

后经人介绍到省立医院看中医,挂老中医杨以阶先生的号。记得杨老那时已近古稀,身裁中等,腰板挺直,不胖不瘦,端坐把脉,一副仙风道骨的儒医的形象。

望闻问切一番后,他用极细的钢笔在我的病历上书写:

肝病未愈,肝功未复,入夜不寐,即睡而多梦;四肢无力,当以疏肝健脾,清热利湿之方于下。”(处方略)

我拿起病历,看了那一笔大有王羲之行书之范的好字,对杨老说声“谢谢!”

这谢谢里,既有对杨老医术的钦佩,更有对他那一笔妍美书法,以及熟谙四六骈文的造诣由衷赞美!

五剂湯药服完,肝功能基本正常。复诊时,杨老又在病历上写道:

“中焦嘈杂,悠然作胀,右胁隐痛,当以疏肝理气,和胃调肝之法,处方如下。”(处方略)

又服了五副药后,身体感觉轻松,睡眠也好了。继续看了几次,总共服了40剂汤药后,经杨老仁医妙手的调治,我的食欲顿开,容颜由蜡黄渐渐红润起来,肝功能各项指标恢复正常。我拖了大半年的肝病竟奇迹般治愈了。

四十多年过去了,我至今还一直珍藏着杨老给我看病的那份病历,时不时还拿出来看一看。如今杨老已归道山,睹物思人,油然而生一股浓浓的怀念之情。

“生老病死”是人生的铁律,而一个人从出生到告别这个世界,是须臾也离不开医生的。古汉字中的“”字,是由“”、“矢”、“殳”、“酉”四字组成,那是聪明的仓颉在告诉后人,治病的医生手里提的那个小木箱里,有针有刀,还有一瓶药水,他是要随时用来为病人解除痛苦的。愿我们省立医院的医生们,都有杨老那样精湛的医术,以仁医仁术惠及千千万万求医的众生。(安徽大学退休教授 沈晖